对于我们制定的价格并不感兴趣，他们只会将自家田地里的产出囤积起来，直到市场上的粮棉价格涨到他们期待的价位。
之所以后两类人和前两类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后两类人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超出他们需求的粮棉，要不要用于交换，对于他们的生活构不成什么影响。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拉拢第一、二类人，打压第三、四类人。最终将所有的地主都变成，为市场生产商品粮、商品棉的农场经营者。
配给制度并不单单只是，将有限的粮食集中起来，进行最有效率和兼具公平的再分配。它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工厂，能够获得稳定原物料的手段之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朝廷的利益和第一、二类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和第一、二类人进行接触，确定粮棉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从而确保大家在这个共识的范围内行事，而不是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
而对于第三、四类人，朝廷也没有必要直接出手。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成立粮棉收储公司，由朝廷对他们颁发特定范围内征购粮棉的执照，让他们获得配给制度实施后的一部分利益，从而让第三、四类人对朝廷的不满，转移到这些执行者的身上去。
当然，对于成立这些收储公司的人员，户部要进行严格的挑选，要尽量挑选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员来建立。不要选择，想要通过粮棉征购获得利益，却又要朝廷去给他们站台的那些人…”
如果是两年前听到皇帝的这番言论，郭允厚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少年人的胡思乱想，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过家家的游戏。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类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中的一个，光靠老朱家给的那点俸禄，他早就喝西北风去了。
因此这个政策都不用拿出去讨论，他自己便要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崇祯的主张，以保护自己的家业了。就算他那时已经上任户部尚书，他也不会觉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和户部有多大关系。
若是放在一年以前，对于皇帝的这番言论，他也许会理解，但却不会表态支持。因为和那些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相比，前两类人的力量未免太微不足道了。
当然他也不会完全否定皇帝的主张，因为管理国家财政的权力归属于户部，不仅极大的提高了户部在朝廷上的地位，也给户部的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可以说，在一年前户部官员们已经率先脱离了，要依靠家中田宅出息补贴自己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