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就是工商繁茂之地，而工商带来的利益远超土地！有了足够的银子，自然能够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所以江南的士绅们培育出了大量的官员充斥朝堂，而这些出身于江南士绅的官员们又怎么可能对自家人，甚至是自己身上动刀呢？
还有人说大明朝不是分为南北二榜吗，南北六四分成，北方的官员应该会赞同在南方征税吧？可是大家却忽略了一件事，江南的钱财比较多，对于培育读书人身上投入的就多，产出的读书人质量自然就要高一些！
再加上又多出两成的份额，相互攀扯之下，北方出身的官员往往就处于较低的层面上，而真正在朝廷当中有话语权的全是南方人！
就以万历朝为例，张居正出身湖北江陵，就是现在的荆州市！申时行出身南直隶长洲县，就是现在的苏州。王锡爵出身南直隶太仓人，也是苏州人。张瀚是浙江杭州人！
唯独一个次辅张四维是出身于北方，但是独木难支！而且张四维家中本就是盐商出身，属于商贾世家，又怎么可能愿意收商税！更何况他还觊觎着首辅的位置，想要讨好那些官员来支持他还来不及，就更不可能支持收取商税了！
所以换句话说，大明的高层官员往往都是出生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富贵阶层的人基本上要么是大地，主要么是大商人，也是商税的主要来源。
他们不断的培养读书人，然后读书人进入朝廷当中为官，他们围观后就庇护着这个阶层，然后在庇护之下，这个阶层飞快的继续壮大，再将更多的钱财继续投入到教育宗族子弟读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任何想对这个阶层收取商税的人都是他们的大敌，所以反对收取商税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想象中寒门出士子的情况在这种近乎于知识垄断的情况下很难出现！即便是出现了也会迅速的被士绅大户通过联姻等手段吸纳到自身的体系当中。少量想要打破禁锢的人要么莫名其妙的得了各种罪名消失在官场之中，要么只能在方寸之间挣扎，不得施展！就像海瑞固然有个“海笔架”的称号，但是细想他的所作所为从未超出官场的红线，这才是他可以善终的原因！
所以到了大明后期，国家的财政日益困窘，就连宫中的用度也接济不上！皇帝不得不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等，前往各地收取钱财。而文官们却利用手中的舆论权利直接将这些宦官描绘成贪得无厌，搜刮地方的奸贼！
可实际上是这样吗？未必！那些宦官搜刮到钱财，除了中饱私囊以外，至少还能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