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也最基础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切实保障开藩禁一事的顺利推行。其次自然是保障各地财政安全，不会再出现西北之乱那样因为钱粮不足而生出的大祸来。
出于对朱翊钧的了解，高务实私下估算，朱翊钧大概能猜到自己上任之后会在商税上想办法，不过……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的步子会迈得这么大。
在商税上想办法不奇怪，因为高务实一直都是这个主张，他还在给朱翊钧当太子伴读的时候就已经经常提到这种思想了，朱翊钧熟悉得很。更别说他当年的廷试策论也是拿收商税说事，当时还差点造成朝廷争议呢。
但朱翊钧大概率不会猜到高务实这次没有搞迂回包围，反而直接一拳打出来——这的确挺不符合高务实的做派。尤其是，高务实以往如果要提出什么改制、改革，都会提前很久做出铺垫，等到万事俱备之时，才自己出来充当那一阵东风。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毕竟遭到的反对声音会小很多，压力也不大，每一项措施都差不多算是瓜熟而蒂落，省时省力还省心。
而这一次，高务实是真的在“动摇祖制”——他在《取用疏》里摆明说：“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
“当变”、“亦当有所更易”，这还不算摆明车马？
如此，激起强烈的反对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高务实觉得，朱翊钧仍然选择祭起杀威棒为自己站台，一来是过去十几年受自己影响甚深，二来则是对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三来……那就是他个人的用人习惯问题了。
刚刚亲自选定的户部尚书，如果第一把火就被他自己浇灭，这明显不符合他用人的习惯。而且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打自己的脸，哪怕硬着头皮当一次宋神宗，高务实这“王安石”他现在也非保不可。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这只是表明自己当前的政治处境还不算危险，却不代表自己始终安全。
安全与否，取决于财政改革的推行是否顺利，以及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
如果改革的推行不畅，严重一点说，比如搞出又一起西北之乱那样的大乱子来，朱翊钧还能不能继续支持就很难说了。
他是高务实的同窗不假，但他首先是大明的皇帝，不可能拼着天下大乱的危险还死死咬牙不松口，非要陪着高务实一起去死，顺便拿祖宗传下的江山社稷来陪葬。
那不是皇帝，那是傻鸟。
而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也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