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坚定信念。从此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弃金归明之路。他不惧险阻，百折不挠。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也就是袁可立巡抚登莱的第二年，刘兴祚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他屡次通书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当年七月明登莱巡抚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努尔哈赤）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奴（努尔哈赤）四月间从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
这次牵连颇广、里应外合的反金事变被努尔哈赤迅速镇压下去，复州人民付出了两万颗头颅的惨重代价，爱塔与努尔哈赤之间亲密合谐的关系上也投上了阴影。在审讯原告王丙和被告刘兴祚兄弟等人的过程中，由于爱塔矢口否认，王丙这个民族败类终以诬告罪被处死，不过同案中爱塔之弟刘兴仁也被杀害，当年七月爱塔又被降为参将。不难看出，努尔哈赤处理此案时，在感情上不愿意相信爱塔的贰心，而在理智上又不能不相信爱塔至少被牵连进了明臣袁可立的策反阴谋当中。矛盾的心理造成了混乱的判决，努尔哈赤处境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
袁可立诱降刘爱塔，而刘爱塔又以“狸猫换太子”的“假死”手法骗过后金最终归明，后金在此前却给予刘爱塔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竟以姻婿待之。
这一滑稽而沉痛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