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特权赋予了言官，当然也会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养提出特别的要求，并且是非常苛严的，明朝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有着很高的标准，首先，必须是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并要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总之，言官必须具备秉公据实、善辨是非、敢论曲直、既勤且廉等优秀品行，另外才识亦不可缺失。
而一些既有品行，又有才识的人，在做了言官以后，也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在面对诸多重大问题时，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他们敢于规谏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德行有失的皇帝，让皇帝都怕了他们，他们还敢于监督朝廷重臣，有明一朝，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或离开政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严嵩，言官从未停歇过跟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还有在明朝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有不少权势熏天的宦官，也倒在了言官的舆论攻势下。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能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面对权势与劣迹，他们淋漓尽致地彰显出言官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甚至多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跪谏事件。
明朝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嫌疑，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当然了，有制度上的保障，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参差不齐，在言官之中，也会有个别人无事生非，迫害忠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忠贞职守、安贫乐道的，堪称楷模。
这种楷模是古今每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