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国力不济的动荡年代，大量珍贵文物往往流入了资力丰足的外国人手中，而导致国宝流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铜器，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容庚弟子、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曾表示。在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写作，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当时先秦铜器研究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掌握的局面。
据广州日报报道，根据容庚先生向广博捐献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共计95件。当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当中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人收藏中，这是少有的得到了“有系统地完整保存”的个人收藏品。与之相近时期的多数重要个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中国青铜器艺术收藏的主体”，或者“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展览的第一部分“吉金有声记名载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献广州博物馆的商周青铜器为主，甄选越王剑、曾大保铜盆、息伯铜卣等珍贵有铭之器，展示商周时期铭文的行文规范、主要用途和重要历史价值。
澎湃新闻此前曾撰文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