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经济特性，一是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旅游经济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少，无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和酒店，旅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大，恢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市场主体十分明确，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快速解决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痛点和难点，政府施救相对容易。不同于2003年，我国的旅游经过十七年的发展，旅游形态日益丰富。旅游已经不是单一的观光旅游形态了，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技术性旅游、养老旅游、体育旅游与观光旅游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类型体系。我们都知道，旅游需求决定旅游供给，旅游类型决定旅游产业链。当旅游类型扩展时，旅游供给和旅游投资也会随之扩大，旅游产业链和旅游企业组织类型也会随之增多。在多种旅游类型发展阶段下，旅游企业组织形态会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景区、度假区、民宿、旅游综合体、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运、演艺、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资公司、旅游设计公司等等，旅游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行业的渗透和关联能力在不断强化，影响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的产业链的旅游企业，对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劳动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资本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
破，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难度。
最后，旅游消费的大环境不同。疫情过后，旅游反弹的力度与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消费环境。今年旅游消费环境不同于2003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家庭负债率只有5%，较低的家庭负债率，意味着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为旅游消费扩大提供了支出保证。然而，2019年我国家庭负债率达到了55%，而且负债结构又不同于美国，美国主要是消费负债，而我国主要是刚性负债，房子贷款、车子贷款占有较大比重。疫情过后，在多数家庭收入减少的同时，这些刚性负债必须按期还款，只能通过压缩具有弹性的旅游消费支出来实现，这就限制了旅游反弹的经济空间；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养育成本大大提升，这些刚性成本也制约了旅游消费水平，我们从近几年国内旅游平均消费下降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拥有的可支配旅游时间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响的时间与范围比较小，而这次疫情影响的范围涉及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