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他们几个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们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还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问题，就算是他们君臣玩出花来了，也是等于零。
李倓的态度往那一摆，刘晏和张巡他们几个自然得尽力了。
所以大数据的方案很快就显出了雏形，由尚书省甄选出几队人马，必须对每一个州郡都做一份详细的调查，而且是出报告的那种。
至于报告的内容，就是根据实地考察，官方记载，民间查询，尽可能的还原各地之前几十年里面，它们每年的粮食价格，以及需要收获的粮食数量。
这些数据再跟这个州郡这几十年来的受灾情况那么一对比，情况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获取到了这个数据之后，按照刘晏的说法，根据一个地区每年粮食的产量把各地分成五类，每一类都由李倓或是他们尚书省亲自定价，之后各州郡每年的收粮都按照这个指导来进行。
比如把指导价分别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购量对应是50万石，40万石，30万石，20万石和10万石。
确定下来这些之后，当需要收购粮食时，如果这个州郡的粮食市场价大约在100-200文之间，那么负责的官员就不需要再上报尚书省批准，他直接可以对照这个表，以200文的价格收40万石。
这么一波操作之后，就相当于取消了中间决策环节，既让各个州郡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比较快速的适应各种突发的变化，同时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范围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之后，各个州郡的官员就算是胆子相当的大，故意抬价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价格高了，能收购的粮食就变少。
这样一来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国库的损失也相应减少，同时后续巡查队的抽查也很容易发现问题，在这种制约之下，各个州郡的地方官乱报价格、乱报数量从中牟利的空间，就大大地被限制。
就这么一个办法，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李倓之前的设想，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低估了像是刘晏和张巡他们这样的国士了。
一旦涉及到了内政上的事儿，他这个当皇帝的可就没法像之前打仗一样大包大揽了，而是只能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明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结果，剩下的解决过程，就得全部都让刘晏和张巡他们来了。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倓深深的感觉到